我是于1989年到芬蘭學習的，在這之前我在北京的一個會議上遇見了來自芬蘭Jyvaskyla大學的科米教授，他當時是運動生物力學領域的權威。由于我和他的研究方向一致，他極力邀請我到他的研究室工作。我也很想進一步學習和提高對自己所在領域的認識，并且能夠和一個學時造詣很深的學者一起

工作，的確是一件讓人很興奮的事。我也就欣然同意了。

到了芬蘭以后所遇到的巨大困難是前所未料的。首先是語言障礙，我當時的英語底子不是很好，但在芬蘭的知識界又通用英語，很長一段時間內我沒有能夠適應這里學習和工作。每次去見導師之前先要準備好要說的內容，并且背得滾瓜爛熟，但是一見到導師我就無從說起。從導師的辦公室出來，我的淚水和傷心難以抑制的涌了上來。還有每天需要閱讀如山的資料，面對著許多的陌生單詞的感受就像走在異國他鄉的大街上一樣，無助。另一個障礙是使用計算機。在國內的時候從來沒有用過的洋玩意，沒想到這里竟然天天都需面對。那時的操作系統又不象現在這樣直觀，又沒有人教，我只有一點一點的去嘗試。到現在我的輸入水平還停留在“一指禪”上，都是當時留下的后遺。

雖然困難很多，但是這里的優勢也是國內不能相比的。先進的設備，人文化的管理，優越的自然環境都讓人體會到了這里真正的是以人為本。隨后幾年的日子就好過多了，經過努力終于在1994年完成了博士論文，通過了答辯。值得自豪的是獲得了當年唯一的年度最佳論文獎和一次Jyvaskyla科學會獎。隨后的幾年中，我又獲得了三次國際學術獎，在外國人面前展現了一個中國人的自豪感。

1995年第我去了美國，在Memphis大學生物工程系完成了博士后訓練。隨后到了Tennessee大學預防醫學系作為一個教授助理工作了不到一年時間。次年接到Cslifomia大學San Francisco分校放射醫學系的邀請，在那里度過了值得回憶的一年。1998年9月應邀回到我在國外的起點－－芬蘭Jyvaskyla大學健康科學系，一直工作

幾年的努力換來了不算豐碩的果實，在國際雜志上發表了30余篇文章和專著，在國際會議上作了60余次專題發言，給不同專業學術刊物審稿。獲得了兩項骨質疏松的診斷與檢測的專利，這兩項專利已轉化為產品銷售于世界各地。目前，我與其他同時又申請了兩項有關利用超聲波診斷骨質疏松儀器的專利。我現在帶有7位研究生和6位博士生，承擔有三個不同項目的大課題。

在國外的工作和生活中，我能深深體會到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和歧視，雖然他們表面上并不一定表現出來，這更加提醒我記住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一定要看到我們的祖國能夠強盛起來，為我們的國家發展盡綿薄之力是我們海外學子的心愿。近幾年我經常回國，看到了祖國這紀念的確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代化的城市，豐富的產品，便利的交通，發達的教育，用我的一個學生的話說就是“兩年不回去侃侃，就不能對中國發表意見，你就落伍了”。我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那里把自己的專利介紹給中國，另一個就加強與國內大學的交流，我現在已到國內4所大學講課，并與兩個研究單位建立了合作關系。對我來說，能有機會介紹國外的情況，互相開闊視野，能夠報答祖國人民的養育之恩，這是無限幸福的一件事。